长征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，可以说，长征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，也铸就了今日的中国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未经历过长征的共产党，不能算是完整的共产党。而导致长征的根本原因，毫无疑问源于当时党内“左”的错误路线。这一点在历史的评价中早已明确，无可争议。
不过，导致长征发生的直接原因，许多人可能只知道它的表面，但真正促使长征的背后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情报故事，影响深远。中央苏区刚刚建立时，党中央并未第一时间迁往苏区，而是先留在上海的租界。这一决策与中央的权力结构有着密切关系，当时的党内大权由王明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掌控。在上海革命形势急剧恶化之后，党中央才开始转移到苏区。然而，中央迁至苏区后，也带来了不少“老毛病”，其中之一便是“指挥失误”。1934年7月和8月，我党进行第五次反围剿，但由于指挥权落在了李德手中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李德虽然有过战争经验，但他的战术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。他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的军事顾问，熟悉的是阵地战，而面对中国的游击战，这些经验根本无法适用。
在错误战术的指挥下，红军接连失败，广昌、建宁等地纷纷被国民党军队占领，形势变得非常危急。蒋介石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，他的60万精锐分为六路大军，朝着中央苏区的核心——瑞金进发。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次关乎胜败的关键行动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蒋介石却异常谨慎。在1934年9月下旬，他召集了一次秘密的军政会议，会议上除了一些国民党高官外，还包括了几位外国顾问，其中最为特殊的便是冯·塞克特——一位纳粹德国的军事顾问。塞克特根据中国的特殊战况，专门提出了一种“铁桶战术”：稳扎稳打，逐步推进，每推进十里地，就建立一道铁丝网和碉堡，并埋设地雷，绝不让红军有任何游击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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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战术对国民党来说，并不算过于高明，但对于我党来说却极具威胁。根据这一计划，国军预计在30天内便能逼近瑞金，而届时，瑞金周围将形成一道道难以突破的防线，红军几乎无法逃脱。会议结束时，蒋介石意气风发地说：“剿共大业，必定一举完成，大家要坚决执行作战计划，奋勇进击，彻底剿灭赤区匪党，永宁华夏！”
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中，有一位人物，他叫莫雄，曾是广东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，早年追随孙中山，参与过讨袁战争、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。虽然在北伐战争结束后，莫雄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被冷落，但他心直口快，尤其不满蒋介石的清党行为，因此与共产党逐渐产生了联系。1934年，当薛岳正在江西剿共时，莫雄也被邀请加入。后来，他成为了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军政长官。尽管身处国民党阵营，莫雄的内心始终倾向于共产党。他将许多中共党员安排在自己的麾下，甚至接触过许多秘密情报。
莫雄参加了庐山的秘密军政会议，全面了解了“铁桶计划”的详情。会议结束后，莫雄心中十分震惊，因为他意识到，这一计划对红军的威胁极大。当晚，他将计划文件交给了中共卧底项与年等人。莫雄深知，自己的生命可能会因此受到威胁，但他毅然决定，不惜一切代价将情报传递给红军。项与年和其他几名党员见到情报后，无不变色，他们知道这一情报的重要性。项与年便承担了传递任务，因为他本是客家人，地方口音与瑞金当地相似，更能轻松过关。
项与年踏上了前往瑞金的艰难路程。刚开始，行程顺利，但随着接近瑞金，敌人设下的封锁逐渐严密，“铁桶计划”已经开始实施。瑞金附近的哨卡、铁丝网和碉堡几乎密布每一寸土地。为了突破封锁，项与年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——他猛然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，疼得无法忍受，脸部迅速肿胀变形，血流不止。就这样，他以一个乞讨者的身份，带着情报藏在讨米袋中，成功混过敌人的检查。在四天后，他终于将至关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恩来手中。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中央“三人团”，这让党内迅速作出了转移瑞金的决策。
得知敌军即将推进的消息后，红军决定紧急撤离。当国军抵达瑞金时，红军已经悄然离开，气得蒋介石破口大骂，恼羞成怒。项与年的勇气与莫雄的决定，成了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，为红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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